MCLC: Chan Koon-chung's new novel 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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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Koon-chung’s new novel published
Chan Koon-chung's new book is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the years 1949 to 1979, imagining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if the CCP had lost the civil war. It was published last week in HK and a launch held at HKU bookstore on Friday. Some interesting material has appeared on the very active new web media The Initium (Duan Chuanmei), based in HK. See also an interview with Chan Koonchung: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22-culture-feature-chankoonchung/ 
Sebastian Veg <sveg at cefc.com.hk>
Source: The Initium 端傳媒 (9/23/15)
《建豐二年》，烏有史裏的真中國
特約撰稿人 廖偉棠
陳冠中新書《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當天，建豐二年，民國六十八年，西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北平觀象台氣象報告，無降水，白天最高氣溫五點五度，晚間最低氣溫零下三點五度，結冰，有霾。」在第一章「終局的開局」結尾處，陳冠中的「烏有史」就這樣娓娓展開。這像極了另一本著名的「真實史」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的著名開頭：「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干支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總之，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歷史的或此或彼
我把真實二字加了引號，並非質疑黃仁宇先生之史是否信史之意，而是強調在歷史進程中，並非總是非此則彼，而是有或此或彼的偶然率。作為小說家或者廣義的「癡人」，我們總會問一句「假如」，假如張居正沒有猝死、戚家軍沒有被解散，大明帝國的命運會好一些嗎？假如李贄沒有被迫自殺，而成為一代宗師，中國人會更理性和解放人性嗎？萬曆十五年選取時間節點之妙，正在於此刻的或此或彼。
常言道：歷史沒有那麼多假如。但陳冠中是小說家，小說家就是靠假如而建造自己的世界的，在他自己的歷史裏，陳冠中舉了一個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極端假如出來：假如這1949年之後的天下不是共產黨的天下，中國將會如何？
這是一個重要的假如，令這部小說不只是小說，而是史詩，令這「烏有史」不只是烏有的，而成為了中華痛史的一個奇異的構成。
事不關己的外國研究者將會指出，這是西方傳統的「架空歷史」（alternative history）小說，近代有馬克·吐溫，當代有菲利浦·迪克把它寫到了極致。然而一個當代的華人讀者讀之將別有一番滋味，不是穿越時空的遊戲，不是政治概率的運算，而是痛感絕望：看這種種可能與假如滔滔寫出，卻時刻不在提醒自己現實之不可能、歷史之不可逆，能不痛乎？
但如果止步於痛，陳冠中也不必寫此書，直效歷代遺民呼天搶地則可。此書的深刻在於：表面上琳琅滿目的「不同」讓人如癡如醉，實質上強悍梗立其中的「相同」更令人震驚省思。
異史也是義史
烏有史是異史，也是義史——因為我們知道真實的中國當代史有太多的不義：如黃俄竊國、英美背盟、立人遭誣、精英盡墨，陳冠中有意無意地用作家之筆為之顛覆雪冤。大歷史的重建始於1946年，孫立人部隊沒有被馬歇爾和蔣介石所阻止，而是在四平大捷之後挺進哈爾濱，滅林彪軍，於是才有了其後那個貌似全然不同的中國：國民政府仍都南京，中共遠流克里米亞。
此乃義舉，細到小歷史，寫文學那章為老舍、沈從文等作家圓夢，《正紅旗下》寫完了一百一十八萬字，沈從文沒有去研究古代服飾，而寫作了媲美《百年孤寂》的一部《存者》，林語堂和老舍都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此章我讀得鼻酸，我不哭蔣氏失中國，獨恨中國因此死難無數偉大作家。
異議者依舊是異議者，獨裁者也依舊置身自己的囚籠中。
有能改變的，但更多不變的。一如開篇飯局那些人名所暗示的，無論歷史怎麼書寫，異議者依舊是異議者，獨裁者也依舊置身自己的囚籠中。這部新民國史與現實兩岸歷史的諸多異同令人莞爾，笑了又哭，立人將軍依舊遭誣衊軟禁，建豐少帝依舊以蘇制嚴控黨國，國師們繼續阿諛中國夢，圖博問題依然無解，民主墻仍然出現，美麗島事件照樣發生——只不過移到了北平海淀的老虎洞。
盛世也不過提前了三十年發生，既包括GDP瘋長也包括股市過山車，更包括了盛世裏的危言：下一步是更獨裁還是民主開放？建豐二年抓捕美麗台客情飯堂裏的異議者，平行世界裏的許志永、浦志強等又何嘗不遭此劫？
烏有史並不烏有
柏樺寫過一句詩：「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而魯迅也可能正是林語堂」（《現實》）陳冠中這本烏有史一點也不烏有，呼之欲出的是：而民國也可能是共和國，而建豐也可能是慶豐，建豐的日記寫到1979年尚可供後人忖測，慶豐城府更深藏不露，兩人面對的是同樣積重難返的深淵，到底最後慶豐能否倣效建豐，退一步海闊天空捨黨為國呢？
不過建豐固然放下強人身姿作出了主動的努力，但現實中台灣的轉變仍歸功於台灣人的努力，水能載舟覆舟，強人順水推舟是最聰明的。《建豐二年》小說中也是各界平民在造就新歷史，立人扼腕處，已經有更進取的人挺身而上。細看眾人高至東蓀先生低至麥阿斗母子，都在積極想像未來，與宮中徘徊難眠的皇帝相比，希望自然在前者。
說到東蓀先生這個特異的角色，他是《建豐二年》關鍵之所在。《建豐二年》固然無可避免地讓我想到賽博朋克科幻大師菲利普·迪克的《高堡奇人》，此乃西方架空歷史幻想小說的極致傑作，在那書裏歷史的反轉是不義的、邪惡的，軸心國戰勝了同盟國，德日瓜分世界，而最可怕的是被佔領、殖民區的人民漸漸接受了現實：
美國退伍軍人弗林克原本在美國戰敗時埋藏彈藥，誓將復仇，但「自從1947年以來，他可能與60萬日本人見過面或者交談過，要對他們施以暴力的年頭過了頭幾個月之後就再沒具體過，此後就再也無關緊要了。」他在做了一單日本人生意以後想：「他很榮幸，在承認他是個人，並非把他作為個美國佬，或者充其量是個賣工藝美術品的商人的基礎上，他結識了一對年輕的日本人。是的，這些年輕人是新興的一代，他們不記得戰爭以前的時代，甚至連戰爭也忘記了——他們是世界的希望。」
誰是歷史虛無主義
《建豐二年》裏的東蓀先生並非菲利普.迪克那般虛無，他其實是《高堡奇人》裏那個奇人豪索爾尼·阿本德森（Hawthorne Abendsen），後者寫作書中書小說《沉重的蚱蜢》，意外地書寫了「正確」的歷史：假如盟軍戰勝世界將會怎樣。而東蓀先生蝸居調景嶺，為左右所不容，卻於1979年寫出《我花開後百花殺？假如共產黨統治中國》。
這是陳冠中幽歷史一默也，若東蓀先生泉下有知、定哭中有笑。在虛構世界裏虛構另一個可能性的中國的東蓀，與在這個已經很少可能性的世界虛構另一個不可能的中國的陳冠中，彼此是對拓關係，竟惺惺相惜。東蓀先生遺言：「我是對的！」他什麼是對的？現實之張東蓀曾步步出錯，助傅作義降共錯，留大陸不去台錯，自以為能當中美橋樑謀和平錯，對的是反國民黨一黨專制和給毛澤東選主席投反對票，保持了一個士的獨立。在某種程度上，他比一意孤行的毛與蔣都正確。
如果所有歷史都是烏有史，能夠直面真實之中國的，也只有生存於當下的人。
毛澤東死於克里米亞跟死於北京沒有什麼不同，蔣介石死於南京和死於台北沒有什麼不同，均獨夫之死。張東蓀死於香港跟死於秦城獄中卻大不一樣，鳴而死比起默而終，更合乎他的理想。兩個世界，哪一個才是更好的世界呢？萊布尼茨稱可能世界為神頭腦中的想法，並稱我們現實所處的神造的世界一定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萊布尼茨無意開了歷史決定論先河，也即俗話所說的「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勝利者創造的世界是最好的，因為勝利者不容我們比較其他的世界。
東蓀在建豐年寫另一個中國的歷史，陳冠中在慶豐年寫烏有的建豐史，這都是對粗暴的歷史決定論的反駁——如果他們是歷史虛無主義，能夠把虛無充實為新的可能的，自有人民本身；如果所有歷史都是烏有史，能夠直面真實之中國的，也只有生存於當下的人。驟眼看《建豐二年》滿紙荒唐言，實有一把中國淚，假如人民忘記歷史上曾經有過那麼多選擇、那麼多假如，那才是真正的虛無主義。
by denton.2 at osu.edu on September 2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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